五十歲後的日子練習

  當制度不再往前走：停砍年金、延後退休，與一個國家對時間的失信 ✍️ 作者：50 歲退休練習生 元旦清晨，城市照例醒來。 捷運準時、便利商店亮著白光，新聞跑馬燈卻顯得有些遲疑——像是一個國家，在時間面前突然停住了腳步。 2026 年第一天，多項新制同時上路。 最低工資調升、勞保老年年金請領年齡來到 65 歲、公務人員退休門檻全面推進；而在制度另一端， 停砍公教年金的修法卻悄然按下暫停鍵 ，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已經不只是政策歧見，而是正式走向憲政對峙。 這不是單一制度的爭議，而是一個老國家對「時間」的態度，正在分裂。 一、制度衝突的表層，是政治；底層，是時間不夠了 銓敘部說得很直白： 如果停止調降，退撫基金的用罄時間，可能提早三到四年。 這句話冷靜得近乎殘忍。 因為它其實在說的是—— 錢不是消失了，只是被往後丟給還沒退休、甚至還沒出生的人。 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風險社會」中指出： 現代國家最擅長的，不是消除風險，而是重新分配風險。 停砍年金，看似是對既有退休者的修復，實際上卻是一種 跨世代的風險轉嫁 。 政治語言裡叫 「止血」 ，財務語言裡卻是「 延遲爆炸」 。 二、延後退休與最低工資調升：兩條方向相反的時間軸 2026 年起，勞工與公務人員的退休年齡，幾乎都被推向 65 歲。 這代表什麼？ 代表制度已經默認一件事： 你必須工作得更久，才能換到原本承諾的安全。 但同一時間，最低工資被調升到 29,500 元。 這是一種補償嗎？某種程度上是。 卻也是一種無聲的承認—— 靠薪資本身，已經無法對抗老後風險。 經濟學家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的 「生命週期假說」 指出： 人會在一生中，試圖讓消費平滑化。 但前提是——制度必須穩定。 當退休年齡不斷後移、年金給付卻可能因政治而反覆， 所謂的「生命週期規劃」，就變成一種幻想。 三、為什麼「退休者拿得比現職多」會成為制度禁忌？ 銓敘部長施能傑的一句話，值得被反覆閱讀： 「如果退休金隨 CPI、調薪同步調整，可能會變成離退者比現職者拿得還多，真的不可行。」 這不是情緒性的說法，而是在劃出一條制度紅線。 任何退休制度的正當性，...

權力、寬容與微罪：為何制度總是對不同人有不同重量 一、不是情緒，而是一種看懂之後的無力 當立法院快速將「立委助理費除罪化」相關修法逕付二讀，媒體多半以程序新聞帶過；同一時間，基層公務人員「五萬元以下微罪不罰」的構想卻引發強烈社會反彈，甚至被貼上「縱容貪污」的標籤而胎死腹中。這樣的落差，讓許多人產生一種深刻卻說不出口的感受： 是不是沒有能力集結政治資源的人，就只能承受制度最重的懲罰？ 這不是單純的憤怒，也不是價值判斷混亂，而是一種在長期觀察制度運作後，產生的冷靜困惑與無力感。 二、同樣是「違法」，為何重量完全不同？ 在法條的文字世界裡，違法似乎應該一視同仁；但在現實政治中，違法往往被切分成兩種不同的敘事路徑： 有權力者的違法 ：制度不清、歷史共業、解釋歧異 無權力者的違法 ：操守問題、品格瑕疵、必須零容忍 這種差異並非偶發，而是政治社會學早已指出的結構性現象。 三、制度如何被「重新命名」：傅柯的權力—知識觀 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指出，權力不只是壓迫性的力量，而是一種 生產知識、定義正常與異常的能力 。誰有權力，誰就能決定： 什麼是問題 問題屬於個人還是制度 問題該用道德還是技術方式處理 立委助理費案之所以能被包裝為「制度設計不良」，正是因為提案者本身就站在 制度命名者 的位置；而基層公務員，則只能被動接受既有命名——「貪污」。 四、法治國原則與其陰影：形式平等 vs. 實質不對稱 法治國理論強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德國公法學者早已提醒： 形式平等不等於實質平等 。 當不同群體在： 政治資源 話語權 修法能力 上存在巨大差距時，法律的適用結果自然產生不對稱。 於是我們看到： 立法者能事後修法調整責任 執行者卻只能承擔完整刑責 這不是違反法治，而是法治在權力不均結構中的「正常運作」。 五、選擇性道德與替罪羊機制：吉拉爾的觀點 人類學者雷內．吉拉爾（René Girard）提出「替罪羊理論」：社會在面對結構性壓力時，往往會將焦慮轉嫁到 最無力反抗的群體 。 基層公務員的微罪，正好符合替罪羊條件： 人數少 無政治動員力 容易被道德化指控 透過嚴厲懲罰他們，社會得以...